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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钦努阿·阿契贝和奇玛曼达·阿迪奇小说中的非洲故事传统

时间：2025-02-06 05:55 所属分类：文学论文 点击次数：

摘要: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和奇玛曼达阿迪奇是当代非洲作家中的翘楚。为复位非洲文化、重塑非洲形象，他们挖掘非洲民间故事的传统资源，以小说为载体表述当代非洲的现实和理想，带动了口头性与书写的创造性融合。本研究以两位作家的小说为分析文本，结合-

　　摘要: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和奇玛曼达·阿迪奇是当代非洲作家中的翘楚。为复位非洲文化、重塑非洲形象，他们挖掘非洲民间故事的传统资源，以小说为载体表述当代非洲的现实和理想，带动了口头性与书写的创造性融合。本研究以两位作家的小说为分析文本，结合他们的创作思想和相关言论，分别对非洲故事传统意味什么，何为单一的故事，故事该如何讲述，以及故事进入当代文学有何意义四个问题做出回答，从而挖掘非洲故事传统的核心价值，揭示单一故事的实质和危害，探析故事叙事的基本特征，并论述这种创造性写作对于现代性，尤其是民族主义观念的改写。

　　关键词:钦努阿·阿契贝;奇玛曼达·阿迪奇;非洲故事传统;单一的故事;故事叙事

　　在众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非洲当代作家中，钦努阿·阿契贝(1930—2013年)和奇玛曼达·阿迪奇(1977年—)是两个响亮而又颇有渊源的名字。二人均出生于尼日利亚伊博族，阿迪奇在大学城恩苏卡长大，住在阿契贝曾经住过的房子，阿契贝的作品是她重要的学习榜样和灵感源泉。代表作《半轮黄日》中的女主角奥兰娜在战争封锁下获得的珍贵礼物，便包括六本阿契贝的儿童故事书———《奇凯与河》。

　　男主角奥登尼博的哲学论争，也呼应了阿契贝在绝笔《有一个国家》中谈到的民权运动和泛非主义对伊博族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在阿迪奇以各种方式向阿契贝致敬的同时，阿契贝对于这位青年作家也是赞誉有加:“我们一般不会把智慧与新手联系在一起，但这位新秀作家拥有古代讲故事人的天赋……阿迪奇初出茅庐，却已几近成熟。”①因此种种，阿迪奇一度被视为“非洲文豪钦努阿·阿契贝在21世纪的传人”②。阿契贝和阿迪奇最大的共同点莫过于对非洲故事传统的重视和发扬。

　　他们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宣扬故事的优越性和重要性。在《今天，故事的平衡性》(Today，theBalanceofStories)(2000)一文中，阿契贝指出，世界文学必须给大量故事和传统腾出更多空间。而阿迪奇在2009年那场著名的TED演讲开篇，便称自己为“讲故事的人”③，其作品也充分彰显了“讲故事人的天赋”。对于阿契贝、阿迪奇和广大坚守本土文化立场的非洲作家来说，民族文学的主体就是民间故事。因此，本研究意在通过阿契贝和阿迪奇这两位不同代际、又在多种层面上存在交集的作家，考察非洲故事传统的核心价值，揭示与之相对的“单一故事”的实质和危害，以及故事传统与当代小说相结合产生新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对于民族主义和各种现代性观念的改写。

　　一、故事传统与当代非洲小说

　　本文中的故事传统，既包括民间故事的文本内容和形式，也包括口头讲述的场景和机制，即故事的表演。在文字出现以前的漫长历史中，讲故事一直是非洲人民记录历史、传播文化和交流经验的重要方式。在长篇小说《荒原蚁丘》中，阿契贝借阿巴松代表团长者之口，对故事之于非洲文化的核心意涵做出了高度概括:“故事是我们的向导;没有故事，我们便成为瞎子。……确切地说，是故事拥有并指导我们。”[1]148故事，有着比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种的现代定义更加宽泛和深刻的意义。

　　然而，随着近代口头传统式微，书面文学开始占据主导和权威地位。这一阶段，西方学术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不同种族之间制造理论分界线，口头性在文化和思维层面被置于书面性的对立面，在组织人类经验中处于劣势;又及在学科分类细化的背景下，文学研究和民俗学研究各自为阵，有着不同的学术视野、路径和目标。在文学框架下，故事被作为民间文学的一个文类加以研究。在民俗学框架下，故事则主要作为文化传统的活化石，发挥着探究人类社会和历史的资源库的作用。

　　这种划分导致故事传统在当代社会的价值被割裂和削弱。随着当代非洲文学的崛起，以图图奥拉、阿契贝、索因卡、奥基博等为代表的一批非洲作家，在他们的小说、戏剧和诗歌创作中广泛融入口头文学形式，强调并宣扬口头文学的功能和价值，也展示了故事传统在当代书面文学中的延续方式和强大生命力。在他们的作品中，故事成为本土文化的突出表征，也成为作品走向国际舞台的名片。尼日利亚著名文学批评家阿比奥拉·艾热勒就在“口头性，书面性与非洲文学”一文中，阐述了口头性在为文学提供现代经验的表述方式方面的巨大潜能，有力地反驳了口头性与书面性相对立的观点。

　　作家将故事传统融入书面文学的创作，跨越了不同地区语言在语音和语义系统上的区别，形成非洲文学突出的历史维度和浓厚的政治色彩。故事增强了非洲小说的历史维度。阿契贝著名的尼日利亚四部曲中，频频穿插的民间故事、讲故事的场景和故事艺人的形象，为小说涂抹上浓重的非洲传统文化的底色。④故事(此处主要指故事的脚本)“具备客体的性质，可以超越时空，在每次表演中被重复和再创造”[2]8。这种再生性使口头传承的故事能够进入当代小说，为现代非洲的风起云涌提供历史参照。

　　阿契贝的收官之作《荒原蚁丘》以卡根这个虚构的国家影射独立不久的尼日利亚，讲述了军阀独裁、腐败横行的后殖民背景下，几个年轻人的理想抱负和政治命运。小说开篇，人民的斗士伊肯撰写的太阳颂歌，讲述了他们的祖先在创世之初经受磨难和考验的故事。而现在“故事里记述的那段时期又回来了”，殖民主义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迫使非洲人再次以死亡向太阳这一全能的神献祭。但是，“今天再没有人能够起身……他们只能派遣一支由长辈组成的代表团去见今日一手抓着木薯，一手抓着大刀的政府，寻求他们的帮助。”[1]

　　38故事，携带着先人的记忆和力量，融入小说这种现代表述形式中，为饱受苦难的非洲人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支持，告诉他们:没有理由惶恐和退缩。在1989年接受的一次访谈中，阿契贝有过如下表述:“对于一个来自口头传统的民族来说，有一种冲动将他们自己的故事写下来。首先，人们想写下他们是谁，他们同自己的邻居的关系。然后就是，故事中的文化:这是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或向往的，他们所赞同或不赞同的。所有这些似乎都存在于我们人类的意识深处。我们不想毫无理由地游荡，我们希望我们的存在有目的。”[3]换言之，故事凝聚了非洲人的历史经验和对世界的认知，因此是当代非洲人追寻自身之存在、理解自身之现状的源点。

　　非洲的现状需要通过追问自身的历史来加以认识和理解，而不应迷失在西方的殖民叙事之中。可以说，延续故事的传统，是非洲人民平复殖民创痛、回归非洲母体的重要途径。故事参与非洲小说政治功能的建构。⑤著名非洲文学批评家艾玛努尔·奥比赤那指出，“非洲作家充分意识到故事作为一种公共形式，可以超越纯美学和娱乐的狭隘限制，包含更加广泛的社会和道德目的。”[4]125对非洲作家而言，讲故事不仅仅是一种精湛的技艺，“更是一种政治行为和政治冒险。”[5]

　　故事解释生活、对生活做出反应，是培养美德和理想价值观不可缺少的媒介。日常生活中，人们通过讲故事来改变听众的意识。阿契贝的成名作《瓦解》中，埃喀维菲讲述的乌龟和鸟的故事、她和女儿共同讲述的蜥蜴的故事、恩沃依埃的妈妈给他讲的地和天争吵的故事等等，都是故事教化功能的直接体现。小说文本中，故事表演的各种形态往往内化为小说的能指符号，指向小说的象征意义。

　　在《荒原蚁丘》中，伊肯与阿巴松代表团在和睦饭店的露天聚会，以及故事结尾处比阿特丽丝家中的聚会，均是传统中故事表演的典型场景，分别暗示着非洲传统的政治形态和未来理想的政治形态。阿巴松代表团发表演讲的长者，对应着部族传统中的口头艺人，发挥组织和凝聚族人、传播并分享经验、探讨和交流事务的主导作用。

　　及至在比阿特丽丝家中，为纪念逝去的英雄伊肯和克里斯而自发聚集在一起的群体，已经初现理想政治形态的雏形———不同种族、性别和阶层的民众的平等聚合与坦诚交流，比阿特丽丝代表的对各方需求非常敏感并能予以支持的知识分子领袖，以及为伊肯留下的遗孤命名，意味“道路永远不会完结”……这两个片段虽然都不包含民间故事的文本内容，却移植了故事传统的表演形态，并传递出这一传统的核心价值:多元、平等和开放。故事改造了小说的肌理，将历史、文本与现实进行焊接，强化了小说的政治功能。西方学者曾经一度将口头性置于书面性的对立面，从而贬低了口头传统在文化和思维层面的价值，建立了以文字的绝对优越性和权威性为前提的西方经典文学体系。

　　当代非洲小说以其对口头传统全方位的吸纳和创造性发展，证明了口头性可以与书面性高度融合⑥，而非洲作品在国际文学舞台上获得的认可和产生的影响，也充分证明了口头传统在拓宽人类表述和交流方式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其中，故事通过增强小说的历史维度，客观呈现了非洲传统与西方文明的差异和特色;通过建构小说的政治功能，宣扬了非洲传统的交流模式和社群建构方式。非洲故事传统以其多元、开放的核心价值，解构了西方的一元中心主义价值观。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参照和表述思维建构的模式，故事应该受到充分的尊重和重视。

　　二、故事传统面临的挑战:单一的故事

　　非洲历史上，讲故事是集体生活的主要形式之一。讲故事的过程中，充满着呼吁与回应、提问与反驳等互动的形式，产生强大的社群凝聚力———口头艺人、听众、氏族成员、外来者、祖先、神灵、生者和亡者———通过故事的世界产生对话、指涉和相互影响，构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整体。参与故事表演的各个主体都是平等的，有权质疑同时也接受别人的质询，即便是讲故事的人，也随时准备被他人打断，并回应来自他人的挑战。

　　“甚至在那些被社会上层建构为历史的叙事中，也充满了丰富的歧义，包含了战败者的反抗声和批评者的异议。”[6]70故事传统促进非洲社群的建构方式和行为准则的形成，也内化为非洲人世代传承的世界观和哲学思想。西方的殖民入侵给非洲大陆带来了文字和书写，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叙事对非洲故事传统的压制和消声，也由此产生关于非洲的“单一的故事”———非洲的疾病、贫穷、黑暗，非洲人的野蛮、愚昧和贪婪。

　　《瓦解》的结尾处，负责抓捕奥贡喀沃的白人长官将计划要写的书定名为《尼日尔河下游原始部落的平定》。这样一个以白人视角讲述的故事，掩盖了殖民入侵的历史真相，也淹没了一名氏族英雄在历史命运和个人性格的双重夹击下走向毁灭的悲壮故事。非洲故事传统和西方叙事传统的对比，折射出非洲本土哲学和西方一元中心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和冲突。阿契贝说:“伊博人接受多样性，接受事物的多重性，甚至接受上帝。对他们来说，如果白人来了，那好，他一定和他们一样有自己的神。但是，白人来了，宣传他们就是真理，是光明，是王道:除了他自己，再无其他。”[7]

　　281-282在2009年受到广泛关注的TED演讲中，阿迪奇首次以“单一故事的危险”为题，阐述了她的“故事观”:“只讲述一个民族的一个故事，一遍又一遍，这个民族最终就成为了这个故事中的样子———单一的故事就是这样产生的。”在演讲的结尾，阿迪奇警告说:“让一个故事成为唯一的故事，是存在很大危险的。‘单一的故事’形成僵化的印象，限制想象，并最终限制了整个世界。”③这也再次呼应了阿契贝早先提出的警告:“这种思想，这种简单化和自以为是，无论来自哪里，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是造成当今人类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之一。”[7]

　　281-282在阿迪奇的论述中，“故事”的概念泛化成一种对特定人物或事件的半虚构、半真实的叙述。对同一个人、或同一件事物，可能存在多种叙述的方式，每种叙述都构成一个故事。因此，故事并不能代表对象本身。“单一故事”的实质恰恰在于将故事本质化，将一种叙述当成唯一的叙述，亦即对象本身。这是阿迪奇写下比夫拉战争故事的原因，因为“人们并不了解战争的复杂性质，却在反复叙说听来的故事”⑦。《半轮黄日》揭示了不同维度上单一故事造成的遮蔽和危害。首先，单一的故事存在于西方对非洲的叙述中。西方媒体将比夫拉战争的根源归于“古老的部族仇恨”。

　　小说中，旅居尼日利亚的英国记者理查德给《先锋报》写文章，尖锐地指出战争是由于英国“分离统治”的殖民政策引起的———这些政策操纵部族之间的差异，确保其不会统一，从而可以轻松统治尼日利亚这个西非大国。然而，他的揭露没有引起任何重视和共鸣，得到的回复反而是没完没了的猎奇。主编告诉他:“国际舆论充斥着来自非洲的暴力故事，你这篇太过空洞和死板，或许你可以从人类的角度写篇文章?比如说，他们在大屠杀时有没有念什么部落的咒语?他们有没有像刚果发生的那样吃人?

　　三、多元视角下的故事叙事

　　在全球化时代，非洲的故事传统并没有完全被书写吞噬，而是通过拥抱小说这种新文类，成为新一代非洲人表达经验和理想的工具。不论使用本土语言，还是欧洲语言进行写作，非洲作家保持文化底蕴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从口头传统中寻求灵感。“口头文类如故事、谚语、史诗、咒语、颂词、特定场合的诗歌(葬礼、婚礼、授职仪式、成年礼等)和戏剧表演，已经以多种方式成为作家名副其实的资源库，在其书面作品中，它们被进行借用和转化。”[10]

　　对于非洲口头传统为文学经验做出的独特贡献，阿比奥拉·艾瑞尔认为:“口头性在非洲文化语境中的支配地位，也提供了诸多可能性，证明口头性涉及我们从总体上对人类交流过程的理解，尤其是形成一种有关文学表达的包容性认识，这种认识指向一种普遍的文学观。”[9]74-75事实上，对口头性价值的重新发掘，并非非洲作家和学者的一家之见。

　　在近代西方学术史上，弥合口头性与书面性之间裂缝的呼声一直延续不断。早在那本经典之作《口头传统与言语艺术》中，芬尼根便提出了表述艺术的概念，以避免口头与非口头之间的断裂。[11]此外，不断有西方学者以荷马史诗、欧洲中世纪和现代社会早期的各类文本为基础，证明口头性与书面性是可以高度渗透的。⑧文学批评和理论上的开拓和回应，为故事在文本中的延续和再创造提供了学理依据，而非洲作家的创作实践，则真正开启了非洲小说以故事为叙事思维和框架的先锋实验。

　　四、故事进入当代文学的意义

　　巴赫金在谈到小说体散文的萌芽时指出，现代小说的繁荣“总是与稳定的口头和意识形态系统的分解相连，另一方面，它的繁荣也在文学语言内外加强了语言的复调性”[14]。虽然从中世纪以来，口头性和书面性处于断裂的状态，甚至书面性一度遮蔽和否定了口头性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但是巴赫金敏锐地洞察了小说与口头传统的联系。他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提炼出来的杂语这一诗学特征，实际上是对口头传统的某种回归和复位。这一线索在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中一直延续着，但是直到非洲当代小说兴起，才如艾玛努尔·奥比赤那所言，彻底实现了“口头传统的各个方面……都被吸收进形式中并赋予它自身的特质，穿透并改变它的结构，拓展它的范畴，使它成为挖掘历史、社会、文化、政治、个人和心理的主题的工具，用它来表达人类的问题和困境，提升并整合意识”。

　　[4]138在这种融合中，故事建立了一个与非洲现实平行的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中，身份不同的个人和形态各异的社群互相交流和碰撞，进行反思并调节自身，认识他们的过去和现在，质疑权力甚至同权力斗争———通过这些手段，人性得以养成，思想和观念被不断地重塑。对现代性理解的转变将会影响我们思考非洲和世界历史的方式。

　　尽管全球化正在进行且势头猛烈，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的张力似乎才是当代非洲文学的真正驱动力。化解这种张力的，不是欧洲传统哲学，而是非洲本土哲学。前者是静态的、客观的、二元对立的，而后者“将世界本质设想为流动且独特的现实，不断寻求整合与发展”[20]。当今世界充满了各种声音，也笼罩着对各种声音的暴力压制。阿契贝和阿迪奇的作品，肯定差异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体现出一种对平衡的探寻，而非对主宰的争斗”[12]71。这些特质通过故事向外传播，成为当代非洲文学最为重要的特征。

　　参考文献:

　　[1]钦努阿·阿契贝.荒原蚁丘[M].朱世达，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2]LeifLorentzon.IsAfricanOralLiteratureLiterature?[J].ResearchinAfricanLiteratures，2007(3):8.

　　[3]ChinuaAchebe，KayBonetti.AnInterviewwithChinuaAchebe[J].TheMissouriReview，1989(1):66.

　　[4]EmmanuelObiechina.NarrativeProverbsintheAfricanNovel[J].ResearchinAfricanLiteratures，1993(4).

　　[5]LeonBotstein，ChinuaAchebeandToniMorrisonThingsFallTogethe[J].Transition，2001(8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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